企业破产与南北差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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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高熵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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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20-12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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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来债券投资者分析信用时，将会重点考量企业所在地的营商环境，法院的态度、效率及口碑。那些站位不正、站位过低的地方，企业发债融资，将长期承受不小的利率溢价，以补偿营商环境风险
未来债券投资者分析信用时，将会重点考量企业所在地的营商环境，法院的态度、效率及口碑。那些站位不正、站位过低的地方，企业发债融资，将长期承受不小的利率溢价，以补偿营商环境风险
中国经济的分化，不知不觉中，从东西走向了南北，原因值得我们深思。其实硬条件不是根本，软实力才是核心。
这次疫情，正是对各国软实力的一场有效测试。中国在全球得了最高分，因此各方面受益最多。相当生动、鲜明的例子，告诉我们软实力的重要性。
国内地区差异，无论经济质量（活力、韧性），还是人口流动，再到疫情防控，造成结果差异的核心因素是各地社会经济治理的能力。
对企业违约破产的处理，也存在相当的南北差异。
企业逃废债是近来热点。积怨深了，爆发时就有了冲击力，居然“荣升”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。
引发轩然大波的主角是辽宁（华晨）和河南（永煤），其实青海的作为也是相当恶劣，在债券市场名声很大。这些省份都在长江以北，不成想也在反映南北差异。
明眼人清楚，真正带来市场恐惧的不是企业违约破产。君不见2018年以来，债券违约早已不稀奇了。2019年底倒下的北大方正，体量巨大，却并未掀起影响市场运行的巨浪，而体量远不及方正的华晨、永煤，怎么就引起市场这么大动静呢？
关键在于逃废债太伤人，恶意抽逃资产、贱卖资产，滥用法院强裁，逼迫债权人就范（青海盐湖、丹东港），这些行为没有任何底线，一些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队员，上演一幕幕恶劣的丑剧，伤害投资人信心。
规则是公平正义的基础，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。要求投资人自担风险、自负责任，走向打破刚兑，这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，但同时也要充分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，不能让他们承受不该承受的损失。
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如此朴素的道理，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打折、走样？以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为例，打着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旗号，做错事的大股东也能保留不小的股权比例，这是何道理？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讲过，金融机构出了问题，股东权益应该清零，那为何上市公司大股东就能不清零？
一些地方以各种旗号名义，例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、维护地方就业稳定等等，在一些不讲操守的律师中介帮助下，想出各种办法侵害债权人利益。地方政府既当裁判（法院听地方的），又当队员。招募重整投资者流程走过场，程序不公开、不透明，安排过短响应时间、设定量身条件等方式设置参与障碍，根本不是以资产处置回收最大化为目的，而是想方设法定向低价转让，背后的逻辑和利益安排深黑。
究其根本，要么是腐败，要么是政治站位太低，跟地方经济搞不好同源。
我们经常讲要做事，先做人。做人首当其冲是“信”。在“仁智礼义信”里面，信排在最后，因为是最基本/根本的要求，其他是在守信基础之上才能有的、更高级别的操守。无信，还谈什么其他礼义廉耻。信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之一，战国时多少君子，为了守住信义而不惜牺牲生命，这些故事至今为人传颂和敬仰。
一些地方在短期利益面前，就可以牺牲“信”字，低级无知，丢西瓜捡芝麻。局部看，影响一省金融稳定、投资信心；全局看，伤害整体信用环境，让守信的地方和企业付出本不该承受的成本，给大局添乱。可见，讲政治的重要性，怎么强调也不为过。
这方面，广东和浙江显然做得好很多。
最近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21个优化营商环境破产审判典型案例（意识到破产处置是营商环境的重要部分，就这意识已经赢了）。
文稿中提到的成绩卓越：“广东法院近三年来，共审结破产案件7387件，破产案件平均审限由25个月下降到12个月以内，促使2313家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，推动75家企业经破产重整、和解恢复生机，盘活资金上百亿元。”
除此，我特别注意到广东法院处理企业破产问题的两个亮点：
1. “广东法院积极利用执转破程序，促进破产重整启动时点前移，避免企业资产耗尽后挽救无果”。
这是科学、负责的态度。从企业出问题，到走完程序进入破产重整阶段，经营和资产往往都被消耗严重，对各方尤其是债权人很不利。能够提前进入秩序状态，问题企业被挽救的希望大增，资产被保护得更好，对债权人有利。
2. “对确实不具备重整条件的企业，广东法院则采取资产整体转让的方式，保存企业商业价值，提升债权人回收率”。
将“提升债权人回收率”作为首要目标，这反映了广东法院的政治站位之高，要知道这也是央行主导的北大方正破产重整的主要目标和原则。
可以想见，未来债券投资者分析信用时，将会重点考量企业所在地的营商环境，法院的态度、效率及口碑。那么注册地在广东、浙江的国企也好，民企也罢，将因此而加分，享受更好的融资条件。而那些站位不正、站位过低的地方，企业发债融资，将长期承受不小的利率溢价，以补偿营商环境风险。
南北差异，短期和长期，芝麻和西瓜，好好想想吧。
中国经济的分化，不知不觉中，从东西走向了南北，原因值得我们深思。其实硬条件不是根本，软实力才是核心。
这次疫情，正是对各国软实力的一场有效测试。中国在全球得了最高分，因此各方面受益最多。相当生动、鲜明的例子，告诉我们软实力的重要性。
国内地区差异，无论经济质量（活力、韧性），还是人口流动，再到疫情防控，造成结果差异的核心因素是各地社会经济治理的能力。
对企业违约破产的处理，也存在相当的南北差异。
企业逃废债是近来热点。积怨深了，爆发时就有了冲击力，居然“荣升”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。
引发轩然大波的主角是辽宁（华晨）和河南（永煤），其实青海的作为也是相当恶劣，在债券市场名声很大。这些省份都在长江以北，不成想也在反映南北差异。
明眼人清楚，真正带来市场恐惧的不是企业违约破产。君不见2018年以来，债券违约早已不稀奇了。2019年底倒下的北大方正，体量巨大，却并未掀起影响市场运行的巨浪，而体量远不及方正的华晨、永煤，怎么就引起市场这么大动静呢？
关键在于逃废债太伤人，恶意抽逃资产、贱卖资产，滥用法院强裁，逼迫债权人就范（青海盐湖、丹东港），这些行为没有任何底线，一些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又当队员，上演一幕幕恶劣的丑剧，伤害投资人信心。
规则是公平正义的基础，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。要求投资人自担风险、自负责任，走向打破刚兑，这是再正确不过的选择，但同时也要充分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，不能让他们承受不该承受的损失。
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如此朴素的道理，为什么会出现各种打折、走样？以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为例，打着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旗号，做错事的大股东也能保留不小的股权比例，这是何道理？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讲过，金融机构出了问题，股东权益应该清零，那为何上市公司大股东就能不清零？
一些地方以各种旗号名义，例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、维护地方就业稳定等等，在一些不讲操守的律师中介帮助下，想出各种办法侵害债权人利益。地方政府既当裁判（法院听地方的），又当队员。招募重整投资者流程走过场，程序不公开、不透明，安排过短响应时间、设定量身条件等方式设置参与障碍，根本不是以资产处置回收最大化为目的，而是想方设法定向低价转让，背后的逻辑和利益安排深黑。
究其根本，要么是腐败，要么是政治站位太低，跟地方经济搞不好同源。
我们经常讲要做事，先做人。做人首当其冲是“信”。在“仁智礼义信”里面，信排在最后，因为是最基本/根本的要求，其他是在守信基础之上才能有的、更高级别的操守。无信，还谈什么其他礼义廉耻。信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之一，战国时多少君子，为了守住信义而不惜牺牲生命，这些故事至今为人传颂和敬仰。
一些地方在短期利益面前，就可以牺牲“信”字，低级无知，丢西瓜捡芝麻。局部看，影响一省金融稳定、投资信心；全局看，伤害整体信用环境，让守信的地方和企业付出本不该承受的成本，给大局添乱。可见，讲政治的重要性，怎么强调也不为过。
这方面，广东和浙江显然做得好很多。
最近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21个优化营商环境破产审判典型案例（意识到破产处置是营商环境的重要部分，就这意识已经赢了）。
文稿中提到的成绩卓越：“广东法院近三年来，共审结破产案件7387件，破产案件平均审限由25个月下降到12个月以内，促使2313家企业依法有序退出市场，推动75家企业经破产重整、和解恢复生机，盘活资金上百亿元。”
除此，我特别注意到广东法院处理企业破产问题的两个亮点：
1. “广东法院积极利用执转破程序，促进破产重整启动时点前移，避免企业资产耗尽后挽救无果”。
这是科学、负责的态度。从企业出问题，到走完程序进入破产重整阶段，经营和资产往往都被消耗严重，对各方尤其是债权人很不利。能够提前进入秩序状态，问题企业被挽救的希望大增，资产被保护得更好，对债权人有利。
2. “对确实不具备重整条件的企业，广东法院则采取资产整体转让的方式，保存企业商业价值，提升债权人回收率”。
将“提升债权人回收率”作为首要目标，这反映了广东法院的政治站位之高，要知道这也是央行主导的北大方正破产重整的主要目标和原则。
可以想见，未来债券投资者分析信用时，将会重点考量企业所在地的营商环境，法院的态度、效率及口碑。那么注册地在广东、浙江的国企也好，民企也罢，将因此而加分，享受更好的融资条件。而那些站位不正、站位过低的地方，企业发债融资，将长期承受不小的利率溢价，以补偿营商环境风险。
南北差异，短期和长期，芝麻和西瓜，好好想想吧。